不良资产处置压力之下，多家银行近期密集发布催收外包采购公告。南都湾财社记者梳理发现，这些公告一方面对催收机构设下“不得转包、分包”“需使用指定催收系统”等硬性约束，将合规底线划得清清楚楚；另一方面，部分银行明确“不承诺最低业务量”，并根据账龄或回款量等设定阶梯费率，体现出银行在催收外包中更加务实，倾向于“按效付费”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银行在加码外包的同时，也在悄然布局另一条路——智能催收。受访专家认为，智能催收效率高，且可通过预设规则库自动拦截违规话术，但也要警惕过度采集敏感信息、算法偏见误判还款意愿，以及人性化缺失等问题。
多家银行采购催收外包
近期，银行催收外包采购迎来一波小高峰。南都湾财社记者根据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信息梳理发现，从国有大行到股份行，再到城农商行，多家机构纷纷发布相关公告。
国有行方面，6月11日，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发布信用卡违约透支合作催收项目招标公告，拟主选4家、备选2家供应商，在授权范围内向客户催收、主张债权。就在前一日，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发布2026年至2028年个人不良贷款合作催收采购项目招标公告，拟选取最多4家催收机构，通过电话催收、上门清收、发催收函和律师函等手段催收。
邮储银行同样在行动。该行湖北省分行针对个人消费贷款逾期，采购两种服务。一种是派驻专职人员驻点，开展到期催存、1-90天（含）逾期非现场催收；另一种是将自主催收难度大的逾期11-90天（含）个人消费贷款委托给第三方机构，进行非驻场委外催收。
股份行也没有缺席。兴业银行武汉分行信用卡中心发布了2026年开展诉讼催收合作律所招采项目招标公告，拟采购25家入围供应商，对协议约定的司法诉讼催收案件进行处理。
恒丰银行也就2026-2028年信用卡逾期资产司法催收进行招标，该行拟采购不超过10家供应商，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向信用卡逾期债务人发送律师函、代理起草法律文书，落实封、冻结等执行措施以实现回款等。计费方式采用“阶梯费率+固定费用”模式：回收服务费按逾期阶段（M1至M7+）设置5%至25%的递增费率，逾期越久费率越高；立案律师服务费每笔最高为1600元，诉前保全费每笔最高240元。
城农商行方面，门槛和规则各有特色。威海银行公告显示，该行拟采购不超过6家入围供应商，负责信用卡催收。公告明确，入围有效期3年，首次签订合同有效期1年。招标人每年对入围的催收公司进行考核，考核合格的，合同到期后自动续签1年；不合格的，终止合作。该行还要求，投标人需使用该行指定的催收系统，产生的相关费用，如系统运维费用、外呼坐席费用等由投标人自行承担。
江苏东台农商银行近日也在官网发布公告，拟选定一家催收服务公司。该行明确表示，本次招标后，仅就服务费率与中标人签定框架合同，不保证具体最低催收服务量。清收到位金额达到东台农商行实际委托催收金额5%（不含）以上，服务费标准不超过清收到位金额的30%；5%（含 ）以下的服务费标准不超过清收到位金额的25%。东台农商行实际委托催收户数、金额等最终以行内审批文件为准。
对催收机构作硬性要求
从上述招标公告来看，不同类型银行在催收外包上既有共性，也有明显差异。
从共性来看，各类型银行普遍采用多种催收手段的组合。无论是工商银行、邮储银行等国有大行，还是恒丰银行、威海银行、东台农商行等中小银行，催收手段都较为多样化，包括电话催收、上门清收、律师函、司法诉讼等方式。
不过，农商行在合作细节上约定得更为细致，也更为务实。以东台农商行为例，公告明确不保证最低催收服务量，并设置了阶梯式费率上限。相比之下，国有大行的公告更多聚焦于授权范围和基本合作框架，对费率、保底等商业条款披露较少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些催收服务招标公告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了明确要求，例如，邮储银行湖北省分行、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的招标公告中均明确表示，“不接受转包、分包”。
威海银行则要求投标人需使用该行指定的催收系统。这意味着，银行将催收过程纳入了自己的数字化监控体系，而不仅仅是把案件“甩手”给外包公司。
银行对催收机构的硬性约束背后，是催收国标的出台。去年3月份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《互联网金融 个人网络消费信贷 贷后催收风控指引》。这是我国首个聚焦贷后催收业务的国家级规范，要求金融机构对第三方机构的资质、作业环境、合规性等进行严格评估，实行名单制和分级管理。国标还规定，第三方机构不得将催收业务转包，若允许分包需经金融机构同意，且不得二次分包，从源头上杜绝违规催收行为。
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对南都湾财社记者表示，近期银行密集招标催收外包，是资产质量承压与风控策略升级的双重信号。一方面，2026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已达3.7万亿元，较上季新增1742亿元，叠加净息差收窄压缩核销空间，银行亟须通过专业化分工提升清收效率；另一方面，随着国标等新规密集落地，银行必须对贷后管理实施合规升级迭代，通过招标筛选具备系统对接与全流程留痕能力的服务商，替代以往管理粗放的合作方。
“密集招标既是被动应急，也是主动迭代。”田利辉认为，此轮招标凸显银行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产能规划：通过分层管理（如按账龄、金额设定委外节点）、效果付费等机制，将贷后管理纳入可追溯的闭环体系，本质是风控逻辑从“冲规模”向“重质量”的深刻转型。
对于招标中“禁转包分包”“指定系统”等条款，田利辉分析称，监管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对委外催收承担“第一责任”，此类约束正是对“风险不外包、责任不外包”原则的落地践行。银行通过系统直连实现全流程留痕、实时合规拦截，既规避第三方违规连带风险，也推动行业从粗放外包向合规能力内化演进。
智能催收成新发力点
一边是传统外包需求不减，另一边，智能催收正悄然成为银行加大不良资产清收的新发力点。
以国有大行和股份行为代表，多家银行已在去年年报中披露了相关实践。例如，邮储银行在2025年年报中表示，该行集中催收模式全面推行，构建“智能+人工、总行+分行”协同的一体化催收体系，实现消费信贷全流程闭环管理，赋能业务稳健拓展。
平安银行依托大模型与数字化平台，构建覆盖贷款审批、催收、反欺诈及策略运营等流程的零售智能风控体系，深化智能尽职调查、AI外呼等应用，强化风险联防联控能力。
华夏银行则探索量子模型创新应用，在智能客服运营、贷款催收合规识别场景试点应用。
恒丰银行也在年报中透露，该行去年投产上线智能催收助手，开展金融纾困。
一位股份行人士向南都湾财社记者透露，近年来，受疫情、经济环境影响，信用卡持卡人偿债能力下降，反催收等因素也一定程度加大了各银行机构资产清收难度。为此，该行一方面搭建运行委外催收统一平台，提升清收规范性；另一方面，通过科技助力，应用催收辅助助手预警弹屏功能，及时提醒员工安抚客户，妥善处理争议纠纷。
相较于传统人工催收，田利辉认为，智能催收具有两大核心优势：效率与合规。一方面，AI单日可处理600通电话，触达率超七成，且回款周期明显缩短；另一方面，AI可通过预设规则库，自动拦截违规话术，从源头降低投诉风险。
但优势背后，仍需当心过度采集敏感信息、算法偏见误判还款意愿、人性化缺失等隐患。
田利辉表示，在智能催收过程中，必须警惕技术双刃剑：一方面要防范高频骚扰、数据过度采集乃至深度伪造等新型侵权风险，另一方面算法“黑箱”导致决策逻辑难以解释，给合规审查造成困难。银行在引入智能催收时，须建立全流程合规审查机制，在话术变更、强度升级等关键节点设置“人工开关”，确保效率提升不滑向合规失控。
“未来关键在于将技术嵌入‘防-控-处’闭环，使智能催收成为合规框架内的效率工具，而非替代风控本质的捷径。”他强调道。
采写：南都湾财社记者 刘兰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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